张武军 | “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澎岛和北方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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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澎岛和北方革命文学

作者简介

张武军（1977.11—），男，200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2014年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2014—2015），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抗战文学和革命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共计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7部，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15项。

摘要：澎岛曾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非常有影响的左翼作家，胡风敏锐察觉到他创作的价值，撰写《“京派”看不到的世界》，向文坛推介澎岛，挖掘和阐述被遮蔽却更为普遍的北方文学图景和北方世界。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澎岛却完全消失了，消失的澎岛只是一个缩影，北方革命文学历史的缩影，北方左翼作家后来命运的缩影。打捞被人遗忘的澎岛，考辨其左联盟员身份，重绘从许延年到澎岛的革命文学之路，既是重新发现那个曾经活跃、颇受人瞩目的北方左翼作家澎岛，又能够由此来探寻和重构那被遗落、被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

关键词：澎岛；北方革命文学；北平作家协会；《北国》；《华北日报》副刊

一、引论：消失的澎岛

《“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是胡风1935年在《文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书评，评介的是北方革命作家澎岛的小说集《蜈蚣船》。对于这位素昧平生的青年作家，胡风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誉之词：“我却喜欢作者底视野底广阔；他写了《蜈蚣船》那样热的场面，也给了我们《隔邻》那样冷峭的素绘。较之虽然晶莹然而只是在身边琐事的苍白世界里打圈子的大家底作品，我以为像这种有时还现（显）得粗糙的东西却更有意义，它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纯真的情热，在我们面前展开未开拓的生活领野，提示了更高的反映这种生活的艺术的要求。”

《作家论》和《书报述评》（《书评》）是《文学》杂志的特色栏目，它们共同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评论热，奠定了不少作家作品成为现代文学史经典的基础。胡风于此贡献颇多，他撰写的评论数量仅次于茅盾，影响力方面两人不相伯仲。除了《“京派”看不到的世界》，胡风还发表有《林语堂论：对于他底发展的一个眺望》，在《书评》《书报述评》栏目，也有不少专题评论，如评述艾芜的《南国之夜》和赛珍珠的《大地》，评价艾青的《大堰河》的名篇《吹芦笛的诗人》等诸多名篇。著名的《张天翼论》则因为审查不过关，胡风把它转投到《文学》杂志的“姊妹刊”北平《文学季刊》。此外，还有这一时期为萧红新书撰写的《〈生死场〉读后记》，亦为经典之论。可以说，胡风正是凭借这些作家作品论，成为大家所认可的批评家和理论家，展露出他善于挖掘和培养文艺新人的导师特质。

经由《文学》杂志《书报述评》（《书评》）栏目推介的新人新作，基本都在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如丁玲的《母亲》、臧克家的《烙印》、彭家煌的《喜讯》、林庚的《夜》、曹禺的《日出》、芦焚（师陀）的《谷》《里门拾记》等。经由胡风所挖掘和推介的新人，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者的关注，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如艾青、田间、端木蕻良、阿垅、路翎等。然而，澎岛却是个例外，尽管有《文学》杂志这样的“名刊名栏”推介，尽管有胡风这样独具慧眼的评论家加持，但澎岛和他的作品，却在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胡风倒是一直念念不忘澎岛和《蜈蚣船》，然而，一向颇为自信不轻易改变批评态度的他，对澎岛和《蜈蚣船》的评价却几经反复。1951年胡风为《文艺笔谈》第三次排字写后记，他一改当初对澎岛和《蜈蚣船》的赞誉，转而把其视为痛切的教训。“至于那里面的《蜈蚣船》，那个作者后来完全没落了，但其实，他那一种把人物当作立意或‘主题’底傀儡的思想态度或创作方法，原就表明了他和历史要求或人民底内容并没有血肉的结合，那一种虚浮的‘革命性’当然经不起风吹雨打，那一种不能向现实突进的创作方法也就不能保证他有可能在实践过程上面逐渐把历史要求变为自己的所有了。当时，为了他所开拓的那个社会内容而把他提了出来，但今天的我们却是能够取得更痛切的教训意义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三卷本《胡风评论集》，胡风为此写了长达4万多字的《后记》，总结自己的文艺评论历程，其中有提到澎岛和《蜈蚣船》，但态度却较1951年又有了一次大的翻转。“我评介了写《蜈蚣船》的澎岛，我当时也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前些年，我在一个材料里写过，说他后来没落了。我已记不起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也采取了存疑态度。因为，我是就作品立论的，即使作者后来有了变化，但是，‘不以人废言’，后来的变化并不是非一律否定他以前的言行不可。至于我编辑刊物的态度，也是如此。”很显然，胡风“就作品立论”的表态，很难解释他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截然相反的评价。

为何胡风最初那么推崇的澎岛却在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中消失了踪影？为何胡风自己前后态度又几度反转？胡风以“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为题，显然不只是对澎岛其人其作的品评，那么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深意？消失的澎岛和他的作品只是一个缩影，北方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的一个缩影。如今，学界一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北方，就只有京派文人的风采，相关研究堪称汗牛充栋，而有关澎岛的研究却是个空白，一篇文章都没有，曾经在北方文坛那么活跃的澎岛及其创作，真如胡风所说，成了“看不到的世界”。今天，我们需要把澎岛重新打捞出来，探寻他的文学之路，并非因为学界没有人研究而仅作史料上的补遗，刻意去挖寻所谓的 “学术空白”，而是由此沿着胡风提出的命题继续开拓“京派看不到世界”——北方革命文学，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亟需重新发现的世界。

二、20世纪80年代“左联”回忆录中的澎岛

“文革”结束后，胡风开始系统撰写回忆录，忆及参加“左联”前后的情形时，他谈到当时如何选择优秀的有意义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其中就有澎岛和《蜈蚣船》。胡风对之前互相抵牾的评价作了解释：“在收入了这篇评介的《文艺笔谈》后记里面，提到‘那个作者后来完全没落了，……’，还着重指出了他的非现实主义的思想态度和创作方法,提得相当严重，和写这篇评介时的感受和看法几乎完全相反。我已经记不得所谓‘完全没落了’是从谁那里知道的，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应该说的是，所谓‘完全没落’的消息不一定可靠。但无论可靠与否，要确定我前后两种看法中哪一种符合他这些作品的实际，那只有重新细读并分析那些作品才能确定。即使后来‘完全没落’(是没落不是反动)了，也不能据以否定这些作品。对这些作品(和写这些作品当时的作者)的肯定和否定，只能根据这些作品本身。但事隔半个世纪，这个集子恐怕不能找到了。因为，这是有关这个具体作家的名誉问题，我不能不作这点声明，无论这个作者健在或不健在。”

著名北方左翼作家王余杞，看到胡风回忆录，特作补遗，详细讲述澎岛后来的“没落”。“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我随铁道复员来到天津。在北京，我和澎岛又见一面。这一面却大非昔比,他整个变了样，穿上了叫人怪不舒服的国民党军装。过去的满腔激情，一概化为乌有。从此我们就不曾通过音信。解放后，听紫扬说，澎岛判了刑。后来的情况，就一点也不了解了。”王余杞的亲历、紫扬的转述，无疑证实了澎岛的“没落”，也可以说是“反动”，这的确解答了胡风一直以来备受困扰的问题，然而王余杞“补遗”发表的1987年，胡风已然离世。这篇“补遗”中，王余杞虽提及他和澎岛曾是“很能投合”的朋友，但有关澎岛的过去，王余杞所谈甚少，只是泛泛地使用了一些修饰词如“满腔激情”“豁达真诚”“悲歌慷慨”，关于澎岛革命作家的定位，他更是小心谨慎，用了“仿佛”二字，并讲述了向孙席珍求证的过程。“在打听‘左联’成员中，仿佛记得澎岛也参加过。我写信问当时负责的孙席珍，他说记不起来了。”

“文革”之后，调查和考证左联成员名单，征集当事人的回忆，搜寻和编撰左联史料，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中之重。被誉为北平（北方）左联重要领导人的孙席珍，1979年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回忆文章《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系统讲述了北方左联的人与事。随后，孙席珍根据他1980年4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左翼文化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完成第二篇回忆文章《北方左联始末》。颇为奇怪的是，孙席珍补充了之前没有提到的一些成员，其中就有澎岛。“还有许多位在我前次的那篇文章里没有提到，现在记得起来的有：林林、陈辛仁、林焕平、曹靖华、李何林、张致祥、谭丕谟、郑绮虹、陈沂、陆万美、张秀中、谷牧、张磐石、澎岛、徐盈、关露、张枬、余修、金肇野、李蕤等同志。”孙席珍还进一步特别注明，“澎岛原名许寿彭，是北方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经常写些小说和散文”。可以肯定的是，孙席珍在《关于北方左联的事情》发表之后，曾和王余杞有书信往来并讨论了澎岛，有孙席珍给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信函为证。1980年四五月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查证诸多左翼刊物以及走访相关当事人，汇总了一份《左联成员名单》，考虑到名单仍有不少缺漏，于是编辑组把这份未定稿的《左联成员名单》发给200多位老同志，求证核实，查漏补缺。孙席珍1980年5月24日回信，补充了未定稿名单上遗漏的谢冰莹等五人，并特别声明“存疑者一人”。“澎岛（原名许寿彭。据王余杞同志函告，他是北方左联成员，但我只记得他曾当选为北平作协执委，是否加入过左联，不大记得清了）。”由此可见，王余杞是清楚了解澎岛过去的左联身份，但正如上文所说，他从孙席珍那里没有获得确认，就此打住，直到后来看了胡风的回忆才作“补遗”，小心地使用了“仿佛”。而孙席珍从王余杞的函告中得知澎岛参加过左联，他虽推说记不清楚，然而文章公开发表时却把澎岛补充进去，并称澎岛为“北方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

的确，孙席珍在北方左翼文学界享有较高声誉，但很显然，他有意无意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并把不少未曾经历的活动揽到自己身上，他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打造成北方左联的主要筹备人和北方左联第一任书记。不过，他的这一说法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当事人回应和印证，比对杨纤如、刘尊棋、李俊民、陈沂等真正的筹备者的叙述，就可发现孙席珍的回忆和北平左联成立之初实际情形的疏离。有关北平左联成立之初的工作情形，他提供的几乎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外围事件，没有任何细节活动作支撑。这和其他筹备人的叙述有明显反差，也和自己对左联后期的历史叙述形成鲜明对比。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孙席珍没有参与早期北平左联的筹建，也未担任执委，更不是什么负责人，他和范文澜、李霁野、曹靖华等人一样，最多是“处于背后支持者地位”或“暗中支持者”。早期北平左联的事情要么是他道听途说，要么是他把后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的相关情形向前挪移。孙席珍后来不断补充早期北平左联的参与者，而且都是执委级别的参与者，这显然不是记忆模糊所能解释，他回忆录中也说到“具体工作都已由别人分担”，应该是没有实际参与的托词。因此，王余杞的来信函告了澎岛的左联身份，孙席珍其实不清楚，但为了继续维系他之前北平左联筹备者和早期负责人的说法，文章发表时他把澎岛列入被遗漏的左联成员名单，这也是他补充回想起一个又一个早期北平左联执委的缘由所在。

提及澎岛左联成员身份的还有端木蕻良和陆万美。端木蕻良回忆自己加入左联的经历，“又结识了北大同学臧云远、徐突微，以及孙席珍、澎岛、陈北鸥、张秀中、汪金丁、田牛、泥鞋等人。旋经陆万美、徐突微介绍，加入了‘北方左联’”；端木蕻良1980年5月14日给《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的信中明确指出：“就我所知和得悉的线索，名单遗漏的有：澎岛（北平左联，出版过小说集《蜈蚣船》）、石啸冲、李正文、高承志、韩宝善、陈星野。”陆万美则回忆说：“潘训等分工先后找了曹靖华、台静农、白薇、谢冰莹、高滔、孙席珍、谷万川、澎岛、冯毅之、张喆之等十余人交换意见,大家都热情支持，一致同意建立‘北平左联’。”当然，并非提到澎岛为左联成员的说法就是可靠的，没提的就是有问题，陆万美虽忆及澎岛，但他有关北平左联的很多叙述，也经不起细细推究。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援引胡风、孙席珍、王余杞、端木蕻良、陆万美等人的回忆和叙述，是因为这既是辨析澎岛身份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们理解北方革命文学是如何被建构的楔子。首先得承认，“当事人回忆录，是第一手史料”，尤其是原始材料缺失和档案资料匮乏时，回忆和口述尤显得弥足珍贵。但值得关注的是写作或回忆的那个时间节点对叙述者的影响，即回忆者基于怎样的写作心态和动机、在什么样的历史氛围和情感状态下写作回忆录。“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不少文艺工作者曾因左联活动而遭受不公，新时期以来左联和革命文学的研究首先是从“正名”开始，自我辩“诬”、相互证“确”、叙述革命贡献，成为北平左联当事人的主导性诉求；强调北平左联在鲁迅北平五讲、李大钊安葬等革命活动中的策划组织和领导作用，成为大家叙述的主要内容。与此相对，澎岛后来的政治表现，影响着大家对他过去革命性的评判，胡风对澎岛是否“没落”纠缠和革命的“虚浮”的指出，王余杞欲言又止，均缘于此。一般说来，只要有人曾经提及某某为北方（北平）左联成员，基本上会被补到正式名单中，因而北平左联成员人数因此一扩再扩，从起初的三五十到八九十，到一百四十多人，到最后接近二百人。1980年4月，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刊发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考录》，其中北平左联盟员人数为85，名单中就有澎岛，而越往后的左联史料著述中，虽然人数不断补充，澎岛却被悄悄拿下。后来最具代表性的姚辛的《左联词典》和《左联史》，不仅没有澎岛的词条，就连列举了北平左联盟员约140人的大名单中，也未见澎岛。澎岛的左联盟员身份就此成谜，再往后“告别革命”论兴起，整个北方左翼文学的历史，都成了不受关注的存在，澎岛的身份问题自然就再也没人去关心。

三、澎岛“左联”盟员身份考辨

姑且把澎岛后来的各种传言和回忆悬置起来，还是回到历史的材料当中找寻澎岛，辨析他的身份，并由此探寻北方革命文学的历史。

1936年11月23日，北平大报《华北日报》刊登了《作家协会昨开成立大会》，详细报道了“北平作家协会”的成立经过，有“开会程序”“讨论提案”“选举结果”等较为翔实的内容，登载了当选为执委和候补执委的名单和得票数，澎岛赫然在列。“选举结果：（一）孙席珍（三十三票），曹靖华（三十三票），高滔（三十二票），王余杞（二十八票），管舒予（二十一票），李何林（十七票），杨丙辰（十六票），顾颉刚（十六票），李辉英（十五票），澎岛（十五票），谭丕模（十四票），以上十一人当选执委，（二）杨刚（十三票），陆侃如（十二票）,冯沅君（八票），张紫扬（七票），王西彦（七票），以上五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参加大会的郭虹、辛波撰写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作为大会记录员的张枬、余修及另一位参会者王介撰写的《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登载的执委、候补执委入选名单、得票数都和《华北日报》上的报道完全一致。此外，还有不少有关北平作家协会的报道，亦提到澎岛，也有澎岛参会留下的亲笔签名附录。可见，澎岛的确参加了北平作家协会，而且并非以普通会员身份与会，从他以较高的票数当选第一届执行委员来看，他无疑是这一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另根据筹备委员管舒予先生的报告，澎岛还是筹备人之一，“在暑假中，由杨丙辰，孙，曹，高，澎岛，王余杞等发起，组织北平作家协会筹备会”，这更进一步说明，澎岛在发起和组织北平作家协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问题在于，北平作家协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艺组织？这又能否说明澎岛的左联身份呢？

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后，对外发表公开宣言，号召作家们组成联合战线，致力于民族救亡：“我们反对宗派主义，反对把文艺当作少数人的私产。我们希求广大的同情与合作！我们的要求是：一，作家们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二，争取作家的切身利益的保障，（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参会的记者也是把这部分内容视为重点来报道。从宣言字面意思来看，仅表明这一组织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实则不然，“作家们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这在当时左翼界内部是有非常明确的所指，即表明拥护“国防文学”的坚定立场，“反对宗派主义”则是明显针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倡导者。实际上，大会宣言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此曾表示过担心，“宣言内‘反对宗派主义’一句，有人提出疑问”，不过，相关报道中并没有点出质疑者姓名，后来高滔、杨刚、孙席珍等人力主声讨“宗派主义”，大会还是通过了这样的宣言，并被到处转载，广泛传播。这就不难理解，大会成立时发来贺电的多为国防文学倡导者，如上海光明半月刊社、东京上海质文社、上海新认识社，以及左联解散后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这些来电致辞中，也大多强调北平作家协会在“国防文学”上的意义。“北平是国防第一线，贵会成立更有着非常的意义，今后在抗敌救亡运动上无疑的多添了一支生力军……”官方记录员张枬、余修等整理撰写《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摘录这样的致辞本就很有深意，报道中也特别凸显讨论会上多次强调拥护国防文学的表态，“谁也不肯模糊的放过，站在国防最前线的文艺作家，青年的文化工作者，谁会放轻了他们的责任？”更有意味的是，这篇记录的“速写”并没有投给北平的任何刊物，而是选择在上海的《光明》杂志发表。《光明》创刊伊始就是“国防文学”的主阵地，堪称后左联时代的机关杂志，周扬等先前的左联领导人掌控着实际的编辑工作。由此可见，北平左联的解散和北平文艺家协会的成立，与上海左联和党组有着密切关系。

正如左联的解散比其成立更能体现出党组对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和掌控，北平左联的解散和北平作家协会的成立及其系列活动，亦是很好的证明。“后北平左联”时代的北平作家协会对国防文学的公开表态，更符合党的“八一宣言”和新政策。正如曹靖华给鲁迅信中所说，新成立的“北平作家协会”确实由先前的北平左联掌控。这就不难理解，后来不少人在回忆录中大谈特谈自己如何积极参与北平作家协会，甚至不惜捏造自己被选为执委的履历。其实，作为北平作协书记的孙席珍之所以被大家公认为北平左联最重要的负责人，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北平作协书记向前推及的缘故。同理，作为这次大会的筹备者和首届执委的澎岛，也应属之前被解散了的“北平（北方）左联”成员，很有可能为党员身份，包括澎岛在内的筹备委员名单曾在当时党报之称的《救国时报》出现，亦可说明这一点。同时，上海左联方面不可能不注意到北平作家协会筹备者的澎岛，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左联盟员身份。

澎岛不仅是北平左联的重要成员，而且在上海左翼界也有一定影响，京沪两地左翼组织协同开展的活动，都能见到澎岛的身影。例如，1933年，日本著名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政府残杀后，中国左翼界发起抗议和悼念活动，并在鲁迅等人的号召下为其遗属募捐，北平左联以组织名义积极参与，有北平左联“机关刊物”之称的《文学杂志》，刊登了不少抗议和悼念文章，澎岛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负责编撰《文学杂志》的谷万川，给鲁迅的信专门谈澎岛：“前信方付邮，忘掉一件事。编北国的澎岛君（真名许延年），愿将他近年所作小说十来篇，捐给小林多喜二。望先生把此意设法转达小林募捐发起人，倘以为可以，即希赐复，当将原稿寄上，在沪找地方印，所得版税或稿费，统由发起人代收汇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捐赠原本是北平左联和文学杂志社的集体名义和“官方”行为，“此信本应用文学杂志社名义，写给‘捐启’全体发起人的，但为省事计，就不必再写那样官样文章了”，这再次证明了北平左联和上海中国左联间的联络与沟通渠道畅通，包括“组织”和“官方”的。与此同时，作为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的《文学杂志》，一直都在力推澎岛，第二期的预告原本要登载澎岛的名篇《隔邻》，后来大约因为三四期合刊的缘故，只刊登有他另一短篇名篇《火灾》。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期刊后是对即将出版的《蜈蚣船》大段的推崇与赞誉，要知道《文学杂志》此前也只推介过鲁迅的翻译《一天的工作》（第1卷第2期），并且是目录的照搬而已。谷万川给鲁迅的信中也极力推介澎岛，称赞澎岛“近来颇兴奋”“产量极多”“对农村情形极熟悉”“地方色彩颇浓厚”，想必鲁迅也注意到了澎岛这个北方青年作家。1934年，上海《十日谈》刊物上登载署名“一振”的《介绍两位新进作家》，分别是“北方新进作家澎岛”和“青年诗人臧紫扬”，“新进”即新人和革命作家的意思，文中还有澎岛和妻子“跑到平西门头沟煤矿”切实感受矿工生活的细节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1933年起，澎岛已经是北平左联内部认定的很是活跃的革命作家，也是北平左联的重要成员，机关杂志重点打造的文坛新星，他也不断被介绍到上海左翼文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风在名刊《文学杂志》为澎岛小说集《蜈蚣船》撰写书评，肯定他的创作态度，阐述他的作品价值。胡风认为澎岛“和所谓‘京派’作家截然不同”，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残害者的同情”，所以，这样的青年革命作家值得向文坛特别推介。之后，胡风的评论很快就“在北方青年读者中不胫而走”，他们从胡风的“鸣不平”中感受到共鸣和鼓舞 ，澎岛在北方影响更进一步扩大，成为北方革命作家的典型。

四、北方左翼文学刊物上的澎岛

要更好地认知澎岛和定位澎岛，除了辨析他的“左联”身份之外，还应考察他经常发表作品的阵地，经常参与的文学社团。正如封世辉钩沉北平左翼文学刊物时所指出：“三十年代前中期的北平左翼文学，不但在当时全国左翼文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左翼文学，而且还具有它自己的鲜明特点，不应长期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忽视。而要了解它，研究它，必须首先要了解刊载了关于它的大量资料的当时的北平左翼文学刊物。”

除了积极推介和重点打造澎岛的北平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杂志》， 20世纪30年代北方稍有影响的左翼文学刊物，都可见到澎岛的名字。前文提到王余杞编撰的《当代文学》，澎岛就是该刊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在第3期刊发表有独幕剧《开演的时候》，第5期有小说《埝》。《当代文学》于1934年7月创刊，是北方颇负盛名的左翼刊物，作者队伍基本是北平左联和上海左联成员，例如不少知名左翼作家如王余杞、聂绀弩、宋之的、叶紫、艾芜、蒲风、艾青、徐盈、塞克、白薇、丘东平，都曾有作品刊登。1934年4月创刊的《文史》杂志，创刊号发表有澎岛的《蔡姐》，第1卷第3号发表有澎岛的《胡半年》。《胡半年》描写正直的革命知识分子胡半年的遭遇，当时的《庸报》副刊专门讨论这篇小说。孙席珍的作品多见于《文史》，此外，该刊的作者队伍还有陈伯达、吕振羽、陈北鸥、鲁方明、端木蕻良（辛人）、紫扬、高滔、王西彦、徐盈、臧克家等重要的左联成员，尤其是陈伯达，发表了多篇有关哲学、社会学的文章。《文史》被查禁后，中共北方局的特别党小组成员管舒予和齐燕铭出面，以“盍旦月刊社”名义，出版综合刊物《盍旦》接替《文史》，两个刊物作者队伍基本相同，澎岛在上面发表作品《不算玩笑》。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刊物《大众评论》及其继承的《众志月刊》，文艺版块基本由澎岛和他的一些左翼友人紫扬、潘炳皋等人承包，澎岛在1934年1卷1期的《众志月刊》，发表有作品《车里的素描》。1936年2月创刊的《文学导报》，是北方左翼界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张露薇和白晓光（马加）、路一等左联成员负责编辑，刊物“以联合一切进步作家、文艺爱好者，反抗黑暗社会而斗争”为宗旨，立场极为激进，甚至把傅东华、郑振铎等人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批判。该刊创刊号头篇作品就是澎岛描写农村苦难生活和抗争的小说《箔》，并有澎岛小说集《蜈蚣船》的广告推介；第2期载有澎岛有关北平社会纪实的《古都纪事》。臧紫扬、王西彦、徐盈、林庚、董秋芳、周而复、白薇、刘白羽等北方左翼作家都是该刊主要撰稿人。《庸报》被日本人收购之前，其副刊也是北方左翼文人的重要阵地，相比较《大公报》《益世报》副刊，后起之秀的《庸报》副刊更加多样，其中《另外一页》《嘘》副刊都是北平左联成员王余杞、徐盈、高滔、潘炳皋、刘白羽等人在支撑，澎岛连载有《送财神爷》等小说作品。此外，1936年北平一些短命的左翼文学刊物如《每月文学》《榴火文艺》（《联合文学》），都有澎岛的作品。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典型的上海左翼文学刊物，也可看到澎岛的作品。例如以刊登左联盟员作品为主的《文学丛报》，发表有澎岛的《上水船》；黎烈文离开《申报·自由谈》后，重新打造的左翼文人阵地《中流》半月刊，发表有澎岛3篇报告文学和通讯。

当然，澎岛作品最集中的阵地当属《北国》月刊，《北国》系1932年9月1日创刊，由“北国月刊社”负责编辑和刊行，实际就是澎岛一个人负责，组稿、校对、排版、印刷、销行，全都仰仗他。创刊号前两篇就是署名“铁森”的《皇后》和署名“澎岛”的《另一种营业》，此后各期也都是“澎岛”和“铁森”两个笔名同时出现，如第2期的《蜈蚣船》《灰色的颤动》和戏剧《爱的速率》；第3期上是接续上期的《灰色的颤动》和小说《碑》，以及两篇戏剧《人与鬼》和《老恭失业》，第4期上的名小说《隔邻》和戏剧《偷堤》，第5—6期合刊上的《围困》和《一天》。澎岛较有影响的作品基本都在《北国》首发，他的小说集《蜈蚣船》，除了《文学杂志》上刊的《火灾》一篇，其他都选自《北国》月刊。《蜈蚣船》中屁股帮与霸占河道的蜈蚣船的斗争、《席苇捐》中席民对苛捐的反抗、《偷堤》中农民们为生存而偷堤的行动……澎岛对北方农村社会网络中“大事件”的关注，作品中下层民众粗鲁的语言和抗争的行动融为一体；《隔邻》揭批富农父子贪图邻人房屋，《火灾》揭示小煤油商人父子的破产……澎岛对小商人、富农、乡绅这样的村镇“能人”的刻画，作者只是不动声色地留存了他们作为革命对立面的“狡猾”与“倔强”。北方方言土语的大量使用，使得澎岛作品地方味乡土味十足，但是，这些创作却没有所谓“明净的观照”、没有丝毫的“名士才情”，有的只是北方村镇社会冷酷的写实与阶级的批判，这和沈从文及其他京派文人笔下的乡村书写，形成鲜明对比。顺便提及一点，《北国》终刊号最后有澎岛“十五万言”“长篇创作”《病》“不日出版”的预告和推介。“本书为澎岛先生，在一九三一年，用了一年的工夫写成的长篇小说。书中错综地描写着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的动态：里面有封建社会，多妻制度的龌龊，官场的卑污与黑暗；里面有资本社会，个人主义的贪婪，青年的苦闷与颓废；里面也有新兴社会的萌动。是二十年来新中国的缩影，也是二十年来新中国的社会史。”仅就这些介绍和叙述，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很有想法的左翼长篇小说，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未能搜寻到此书，不知是后来并未出版还是已经佚失。

《北国》作为最持久的北方左翼文学刊物，澎岛为此付出心血最多。办刊物他不仅不考虑盈利和赚稿费，还要自掏腰包贴钱用于印刷和出版，维系刊物的持续运转。《北国》创刊号“编后”中声称：“本刊是公共的文艺园地，对于外来的稿件非常欢迎。不过，这里有一句说出来对于赐稿的诸位朋友们非常惭愧的话，就是除了友情上的感谢和本刊之外，暂时没有金钱上的酬报，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压迫下挣扎着的穷朋友。这点还请赐稿的诸位朋友们原谅。”《北国》月刊因为澎岛的努力，在京沪两地很有些影响，成为时人和后来者眼中颇具代表性的北方左翼刊物之一，封世辉的北平左翼文学刊物钩沉中，有对《北国》月刊的认可和重点介绍。此外，北平左联的史料、词典虽然很少提澎岛，但都不会漏掉《北国》。田涛后来曾特别称赞《北国》月刊：“北平出现过一种进步的文学月刊《北国》，如流星一闪即逝，大概只出版了一期。主编人澎岛(许延年)。在书市上发现彭岛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蜈蚣船》出售。《北国》和《蜈蚣船》后来都遭受被查禁的不幸的命运。”很显然，田涛对《北国》杂志的很多史实记述有误，但他对《北国》的重视和作为“进步”刊物的定位，却相当中肯。《北国》上的其他成员，紫扬（原名臧恺之，又笔名叔寒）、潘炳皋（笔名病高，冰高），以翻译为主的居易（亦有是澎岛夫人一说）等，他们都是北师大左翼青年组成的“北国（文艺）社”成员，因为《北国》杂志受到文学界关注。发稿较多的紫扬，曾和澎岛一起，获得“两位新进作家”的声名，居易基于矿区生活体验的小说《矿工们》，其创作态度和对底层矿工的关注，也颇受左翼文艺界好评。另一重要作者潘炳皋也较有影响，他在第4期上的《鲁迅先生访问记》，记录了他和北师大另两位左翼青年王志之、张松如（公木）与鲁迅的会谈，保留了鲁迅北平之行特别是演讲的诸多原始材料。而这之前潘炳皋等策划的两篇作家访问记《苦雨斋话谈记》和《徐祖正先生访问记》，同样值得关注，由此可看出以北国社为代表北方左翼青年对待“学院-京派”的态度。

《北国》停刊后，以澎岛为核心的北国社依然非常活跃，成为北方左翼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前文提及的《庸报》副刊以及《文学导报》《大众评论》《众志月刊》就成了他们的新阵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澎岛和北国社与北方左翼文艺界联合局面的形成。如前文所述，大概在1936年4月，北平左联解散，北平左翼文艺界开始筹划联合战线，1936年5月，《每月文学》的出版，被誉为“北方文艺界联合阵线的初步表现”。“七个文学社团——文史社、北国社、文学杂志社、尖锐社、创作与批评社、当代文学社、嘘社——在目前的苦难和惨痛状态中结合成了一条文艺的战线，一致前进，‘共同努力’（见该刊第一页），意义不但深刻，效果也加倍强大。”虽然编者在《致爱好文艺者》中指出刊物遵循“编排次序不以名之大小为前后”，但澎岛的长篇连载《剃头匠》还是排在首位，排在其后的是当时比较活跃的北方革命作家徐盈的《关》，王余杞的《关于〈当代文学〉》及小说《不平的平村》，列躬射的小说《焰》，宋之的的三幕剧《罪犯》，杂文版块是潘炳皋的《抄古书与中国的浪漫派》、作品论《〈故事新编〉读后感》和孙席珍的《罗曼罗兰》，诗歌栏目打头的也是紫扬。由此也可看出，澎岛及其北国社在北方左翼界的影响力确实不小，实际上，此次“形成北方有力文学社团之大会聚”，出面牵头的正是北平的澎岛和天津的王余杞，正是因为他们积极联络和组织，北平4个社团和天津的3个社团，才得以“集团名义集合”。也正是缘于此，澎岛、王余杞在后来的北平作家协会中享有较高威望。

通过对北平左翼刊物场域的考察，无疑可以确信，澎岛的确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左翼的中坚人物，他的革命文学创作可谓量丰质优。但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样一个丰产的“新进”作家，他的文学之路、他的革命意识，又是从哪里起始？

五、许延年—澎岛的革命文学之路

 王余杞“补遗”中提到，澎岛原名“许寿彭”，孙席珍也援引此说，但事实上他的本名——正如谷万川给鲁迅信中所述——许延年，河北保定人。澎岛最初发表作品用的都是本名，1927年3月26日，就读北京师大的许延年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寄的信》，这是一部婚恋题材的独幕剧，有模仿五四社会问题剧的痕迹。6月和11月，他又在《晨报》副刊连载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铜佛》和《白旗粮》，把视角转向自己比较熟悉的北方农村，探究乡民的贫困与信仰、乡村“知识分子”（秀才）的没落、村官的腐化，以及豪绅增加苛捐、盘剥农民的情形，虽然语言和写作技法上略显粗糙，但这样的主题探索，明显越出五四乡土小说的范畴，含有朦胧的革命意识。1928年6月初，张作霖被炸，阎锡山担任京津卫戍司令，接手北京政务，《晨报》被迫停刊。先前曾在《晨报》副刊积极投稿的文艺青年许延年、王余杞等人，开始寻求新的发表阵地，转向新创办的《华北日报》副刊，《华北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直辖北方唯一的党报”。许延年以本名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有小说《阿拴》《夫妇》《被囚之夜》《压迫》，以及独幕剧《地保之妻》等，以笔名“澎岛”发表有《聚餐》《晨》《一夜的夫妇》《生之速写》《寡妇的婚事》等系列作品，发文数量仅次于他自己创办的《北国》月刊。更重要的是，《华北日报》副刊见证了“澎岛”的诞生，而且系统呈现了他如何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历程。

讨论和分析许延年—澎岛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上的作品之前，需要先了解《华北日报》及其副刊的大致情况。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后，北平国民党人从地下走向前台，他们利用旧财部、交通部印刷设备和旧印铸局、农商部的场地，于1929年元旦正式出版发行《华北日报》，系国民党“中央直辖北方唯一的党报”。《华北日报》创办之后就成为北方当之无愧的最大报纸，同天创设的副刊，也是北方最重要最持久的副刊。担任过《华北日报》副刊《每日座谈》编辑的徐霞村，曾和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和吴福辉主动讲起这一副刊。“我倒希望关于这件事我讲一下，因为这段事没有人写，我也没把它写出来，我讲下来我负责！（杨：没有人知道？答：没有人写）恐怕姚雪垠最早发表文章就在那个副刊上，我去年看过他发表的自传，他就没写那一段，好像是不愿写，因为《华北日报》是国民党办的报纸……”徐霞村谈及的《每日座谈》只是《华北日报》一段时间的一个副刊而已。根据笔者的考察，后来较有影响的左翼作家，如澎岛、王余杞、刘白羽、黑丁、潘炳皋、吴伯箫、张露薇、田涛、韦君宜、颜一烟、方殷、吴奔星、郭小川、梁斌等，以及北方左翼文坛贡献较大的二谷，即谷万川和谷牧，都有大量的作品见于《华北日报》各个副刊。但是，这些左翼作家，他们在《华北日报》副刊上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成了鲜为人知的集外佚作。其实，《华北日报》虽是国民党的报刊，但副刊有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是，自1928年6月北平国民党人从过去地下革命走向前台，成为可以公开活动的执政党，但因为长期受旧民国政府的压制，同时“新军阀”阎锡山等又掌控了北方实际权力，再加上之后的中原大战，以及“九一八”和华北的民族危机，所以北方国民党人始终很难有“执政党”的体认。加之北方国民党人的主体构成主要是学生和青年群体，因而，平津国民党和国民党中央思想上的对立及其继续秉承国民大革命理念，是我们理解其独特性所在，也是理解澎岛这样的北方青年如何走上革命文学之路的关键性因素。

从国民革命到北方这一历史状况出发，就可理解许延年这时期革命理念的产生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他在天津国民党党部刊物《奋进》上的论文《青年文艺家的出路》，结合国民革命形势的变化，重点论述何谓革命，何谓革命文学。许延年指出，“文学是站在时代潮流之前的动向”，“要以现实社会作背景”，而不是只表达个人的风花雪月，既对革命不需要文艺的取消主义说法进行了批驳，也反对那些反对文学作为革命宣传手段的说法。他呼吁说：“现在所需要的文学，乃是革命的文学，乃是血和泪的文学。我们革命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928年12月，许延年在《奋进》第6期有一篇未连载完成的小说《除夕之夜》，以一个贫困母亲的视角，控诉被土豪追捕枪决的农村革命青年，揭示土豪劣绅破坏和镇压农村革命的现实。遗憾的是，大约《奋进》要出“反日专号”的缘故，在北方积极倡导革命文学的《奋进》因此被迫停刊。

尔后，紧接着创办的《华北日报》副刊接过了在北方提倡革命文艺的大纛，许延年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继续向革命文艺靠拢。写于1929年5月的《被囚之夜》，就展现出他非常鲜明的“革命理念”。小说叙述者“我”误会两个车夫想打劫自己和恋人，痛打了车夫一顿，巡警把我和车夫带到警局，了解事情本末之后，才知错怪了善良勤劳的车夫。小说中多次借叙述者“我”之口，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忏悔，以及对劳动人民宽厚品质的礼赞。“我的天，他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惩罚哟。他那无抵抗的伟大的仁厚，直是我惭愧，感激的流泪了。我这卑鄙的，傲慢的，虚伪的，自私的兽类哟，在我这宽大仁厚的永远被压迫在地层以下的同胞的面前，把我这小资产阶级的臭气味，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样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概念化的痕迹太过明显，但也可看出，阶级分析的革命观，是怎样深刻影响了像许延年这样的年轻人。由此出发，另一篇小说《夫妇》也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也是一部以知识分子夫妇为题材的小说，讽刺作为既是小说家又是大学教师的丈夫和中学教员妻子的虚伪和自私自利。从题材上来看，与之后沈从文所创作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类似，但和沈从文着眼于城乡对立的出发点不同，这部小说是对整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批判。许延年在《华北日报》连载的独幕剧《地保之妻》，把革命和北方农村社会变动结合起来，展现了他在革命文学领域的开拓性和重要性。剧情设置的时间是1929年，地点是北方的一个农村，剧中吴三之妻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的窝囊，希望爱人苏大鹏能带自己远走高飞，而苏大鹏虽爱着地保之妻，但他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在北方农村推进真正的革命。后来，在爱人吴三之妻的帮助下，苏大鹏向党部揭发了土豪劣绅的村董储圣昌和旧校董储士名破坏革命的阴谋，以及贪污校款的事实。作品似乎很合当时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但比较独特的是，恋爱的双方却并非革命中的男女知识分子，而是北方农村中有追求的青年男女，最后地保之妻交出了村董、校董保存在丈夫这里的账本，并在爱人大鹏的启发下，前往妇女协会申请与丈夫离婚，理由是不愿意和破坏革命的污吏生活在一起，而选择与真心革命的青年大鹏结合。这样的人物和情节，主题和结局，很像是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书写模式。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借剧中革命者苏大鹏之口，给爱人讲述什么是真革命，什么是假革命，“假的是 ‘打倒你我来坐’”，真的是“‘打倒你我来活’”，但很显然，这“真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延续，剧中的“党部”“农会”“妇女协会”无疑指向北方国民党。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替代阎锡山实际掌控北平，蒋和张开始了短暂的联合，中原大战时被阎锡山关闭的《华北日报》得以重新发刊，但副刊上之前慷慨革命的言说开始变少，“苦闷”倾诉、前路迷茫的书写却增多，谈天说地的闲散之文也开始兴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那个曾经致力于北方农村社会探索的许延年没有再出现，一个主要描写北方大学生“苦闷”“无聊”“昏暗”生活的“澎岛”开始亮相。自1930年12月至1931年8月，许延年开始使用“澎岛”这一笔名，先后在《华北日报》副刊发表《聚餐》《晨》《一夜的夫妇》《生之速写》《寡妇的婚事》等系列作品，描写的都是原本社会中坚的大学生的消沉与颓废，一边是学校里陈腐知识的学习，一边是庸俗的社会交际，大学生的生不逢时、前途迷茫与青年男女的逢场作戏、沉沦堕落，这些作品背后都站着一个北方革命幻灭后的澎岛。这种情形在大革命之后的武汉和上海，也曾经发生过，一度是上海革命文学的核心主题，这也说明北方的革命和革命文学，和上海并不同频共振，而是有其内在的独特的历史脉络。这样的情形并未持续太久，很快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华北再次成为民族革命的前线，自此之后的《华北日报》副刊，又重新成为北方革命文学的园地，彰显出北方革命文学的第二次勃兴。重新振奋起来的“澎岛”，在“九一八”之后火热的革命氛围下，虽然很少再在《华北日报》发表作品，但他选择和其他革命青年共同组织“北国社”作为新的“开场”，创办《北国》月刊，从“死灭的苦难”“过渡到新生”，直面民族国家的危机，由此走上“明白的‘去处’”。“明白的去处”昭示了加入北平左联和逐步成为北方革命文学中坚的澎岛。

借由《华北日报》副刊的考察，我们可以大致绘制出澎岛的革命文学之路，虽然澎岛的作品中，不乏一些阶级论的简单图解，但民族国家才是澎岛革命意识和文学创作起伏变迁的关键词。起先是国民革命突进到北方，像澎岛这样的北方青年和学生群体，热烈欢迎国民革命，投入到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实践；中原大战后，北方革命形势一度急转直下，澎岛等人遭遇了“革命”的幻灭；紧接着，“九一八”的爆发，民族危机和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北方革命文学开始第二次勃兴，作为革命作家和北平左联的澎岛由此产生，并逐步成型。

澎岛最后的革命文学之路也停留在华北的民族危机和抗日运动。1936年12月澎岛发表报告文学《“穿城过”》，记录了日本在北平的一次军事演习，揭示日本以此模拟占领北平和挑起战争的企图。他的《“游戏场”》以实地考察和直播的方式，揭示日本武装经济走私的情形，以及对这样走私将引爆战争祸端的警醒。当时北方的各大报刊，对这样的新闻议题都不敢怎么涉及，而澎岛在上海《中流》杂志以新的文艺样式——“报告文学”和“通讯”，来及时跟进和传达北平的危机。卢沟桥事变后，北方学院派文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事件， 毕竟是和是战，当时局势还不明晰，但澎岛已经敏锐察觉到了北平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将由此改变。他的《两周间》“北平通讯”，通过上海《中流》杂志，以“实录体”向国人报告和传达了日本入侵北平的经过，向北平和全国民众疾呼，中华民族在这之后将是不同民族，将要书写不同的历史篇章。这篇冠以“北平通讯”的《两周假》，应该也是对文坛卢沟桥事变反应最及时最生动的文学创作，澎岛的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志，跃然纸上。此后澎岛的创作就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作品见于报刊，他的去向也成了谜。不过，结合王余杞抗战胜利后澎岛穿着国民党军装的记述，澎岛应该是弃笔从戎，加入抗日的军事斗争，这样的道路选择其实在北方左翼文学青年中并非个例。

六、结语

胡风评澎岛《蜈蚣船》，题为“京派看不到的世界”，文章开头有很长一段，讽刺所谓“京派”文人的生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或北方终竟是在这个大地上面，终竟是这个中国底一角，生活在那里的文人，只要是血肉的身子，也就不得不是社会底一员，各各过着好过或者难过的各种中国人底生活。北方当然有风雅的文人，但也决不会没有粗野的作者，犹如那里有精美的庄园但同时也有茅房土洞一样。”的确，澎岛就是北方出来的一个“粗野”的作者，他书写的也大多是北方“‘粗鄙’而热辣的人生”。胡风正是基于澎岛和《蜈蚣船》这样纯粹的“北方的产品”，从内部来瓦解“学院—京派”的叙事逻辑，澎岛和他笔下的世界，不仅不是北方文学场域中的“另类”，“却是这个世界里的事实”，作为“大地上面”“中国的一角”的北方更为普遍的事实。

胡风对于京派视野下看不到的澎岛和北方革命文学有很好的揭示，但是，胡风对于澎岛和北方作家的“革命性”似乎却并不很确信，所以才有了他后来评价的反复。的确，从上海左翼的视野来看，作为国民革命延续和民族国家革命主导的澎岛的创作和北方革命文学，其“普罗”属性，似乎不那么“正统”。但是这正是澎岛的意义所在，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性所在，也是中国革命文学自觉性与主体性的体现。北方革命和革命文学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是北方国共两党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生运动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和20世纪30年代北平复杂的地缘政治有关。澎岛的革命文学之路，并非一个特殊的个案，而是北方左翼刊物和《华北日报》副刊上的广大文学青年群体的一个典型。对于澎岛和北方革命文学，我们需要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里去挖寻，还需要在上海左翼的视野之外，讲述那不能被替代的北方革命文学的独特历史。这既是30年代文学的新图景，也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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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左翼文学研究》专栏，第28-40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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